上網

　　基層公務員的“忙”與“茫”
　　各行各業都有“閑崗”和“忙人”，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質疑更多的是一種期盼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儘管兩年前才進入昆明某職能部門，但現在微信朋友圈上已看不到張帆輕鬆的影子。2013年12月26日，她發佈了一條狀態：“作為一個現代文秘，你寫得了材料開得了會，做得了接待喝得了酒，擦得了桌子拖得了地，然後最恐怖的事叫做：領導臨時交辦的其他事情。”張帆說，年前那一陣幾乎要忙瘋了，加班成為常態，頸椎也出現問題了。
　　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公務員的工作狀態多是“喝喝茶、看看報、聊聊天”，而基層公務員無非“中午一頓酒，下午犯迷糊，晚上接著喝，早上還未醒。”但現實情況真的如此嗎？
　　近期，《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了廣東、江蘇、湖南、雲南、寧夏、遼寧等地的近百位公務員發現，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公務員工作負荷相差巨大。少數地方確實存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甚至脫崗早退現象，但對大多數公務員，特別是廣大基層公務員而言，“白加黑”、“五加二”才是真實的工作狀態。
　　多位受訪公務員表示，在一些輿論場中，僅僅因為少數公務員“不作為”行為被放大，大多數勤勞務實的公務員不得不“背黑鍋”，導致公務員群體無論是“哭窮”還是“哭累”，都被貼上了“貪得無厭、不知滿足”的標簽。
　　“忙、忙、忙”
　　“每個單位情況不同，不能說沒有看報紙喝茶的，但是絕對有很多很忙、很忙、很忙的。”談到工作狀態，寧夏一副處級幹部李翔連用了三個“很忙”來形容。
　　李翔告訴本刊記者，他上班節奏很快，一般都按半小時劃分工作任務，如果規定時間內沒有完成計劃，就要加班了。“最忙時，整整一年的周末沒休息過。有時連續一個月每晚10點以後才能回家，最誇張的一次三天沒合眼。”
　　昆明某基層辦事處正科級公務員王文凱說，基層單位加班很頻繁：周末開會、臨時安排工作、出現大雨雪等極端天氣都要值守。他算了一下，自己有1/2的周末無法正常休息，1/3的晚上有工作安排，加班時間超過2小時的占1/4。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基層採訪瞭解到，公務員的工作強度在不同部門之間差別較大。政府辦、縣委辦、組織部等需要統籌全局的部門工作量大、強度高。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加班加點，忙得沒有了個人生活的也不在少數。
　　粵東某市一名副處級幹部告訴記者，在市委辦工作時，他每天要處理上百份批件、材料，有時候拆裝文件、材料的信封都要一小時。陪領導出席各種活動、調研，多的時候一晚上要趕四五個“場子”，見其他地方的領導或者企業家。
　　“乾這個工作，手機24小時開機，一天到晚鈴聲響不停，最高峰時一天要接超過200個電話。即使每通電話只講1分鐘，也需要3個小時”，他說。記者註意到，他用的是一個老舊的諾基亞非智能手機，隨身攜帶兩塊電池。
　　在調研中記者看到，越到基層和窗口單位，公務員的工作負荷越大、繁複程度越高。一個“操作層面”的公務員要做多少事，外界瞭解得並不多。比如，拆遷這個“天下第一難事”，一些地方都“承包”到了區縣以下公務員個人身上，於是八小時之外的晚間家訪做工作就成了“家常便飯”，很多人家要上門十幾回甚至幾十回。
　　再如，創建衛生城市、文明城市，如今大小城市都搞“網格化管理”、“幹部下一線”，基層公務員清早戴著紅袖章上街在路口維護交通秩序，高峰期過後又要輓起袖子進社區打掃衛生。還有逢年過節前去困難戶、五保戶家送溫暖、做服務，整治違章建築，拆除亂搭亂建、清理小攤小販，特殊時期“特護維穩”……
　　“我們乾的就是‘重點工作強度高、維穩工作難度高、經受考驗風險高’的‘三高行業’”，多位受訪基層公務員深有感觸地說。
　　與龐雜的工作量相對的，是基層機構的“多合一”。特別是在鄉鎮一級，基層公務員多是“萬能手”。曾在鄉鎮掛職的李莉告訴記者，鄉鎮工作量大、責任重、經常加班，“考核很多，計生、安全生產、財政、農村合作醫療，很多都是‘一票否決’，完不成任務就沒錢發。”
　　鎮江市委一位處長說：“我這個處現在是‘一人處’，處里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的事都是我做，同時還兼任其他兩個工作。每天‘腳不點地’從早乾到晚也忙不完。”
　　記者瞭解到，類似的“一人處”在基層普遍存在，成為很多基層單位最頭疼的事。南京江寧一位基層幹部說，現在行政村合併，更加造成基層人手緊張，“我們也想像以前那樣到群眾中去，但現在管的地方太大了，日常的事務性工作都忙不過來，實在是有心無力。”
　　“文山會海”何時休
　　“辦公室訂了5份報紙，但我幾乎沒看過。”南京市級機關一正科級科員小陳告訴記者，他每年要寫100多篇領導講話、調研報告等材料，平均三天寫一篇，到了年底幾乎天天加班，“有時累得跟狗一樣。”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見到王志強時，他已經連續兩周沒在凌晨兩點之前睡過覺了。“每逢重大基層活動，就要不停地寫材料、看材料，下鄉督查，組織會議、準備會議材料等。今年，從正月初六開始一直是這個節奏。”王志強是寧夏固原市隆德縣委一名副科級公務員，身在組織部這個“從來沒閑過”的部門，他基本上也一直處於這種狀態。
　　近日，記者夜探湖南一大城市城區政府辦公樓，發現很多辦公室都亮著燈，其中一些單位甚至處於全員加班狀態。“今天估計要搞到晚上11點以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公務員說，他們要準備大量的會議資料、安排會議程序、準備會務和文稿講話稿。
　　隨著中央進一步簡政放權、貫徹落實“八項規定”、反“四風”，各地“文山會海”現象大幅下降，受到基層公務員的一致肯定。“接待工作少了、文字要求特別是數字要求降低了，會議時間短了、搞活動辦會也不需要很多程序和‘細緻’服務了。”李翔說，但是還需要繼續精簡，現在會還是太多，其中的很多根本沒有必要。
　　記者在平時的採訪中也發現，如今雖然會議短了，但是似乎數量減少得並不明顯。例如，在記者聯繫政府部門採訪時，採訪對象通常要麼正在開會，要麼是在去開會的路上。“整個2月份基本上領導光忙著開會了，很多會還是處長們去‘替開’，領導什麼都不乾光開會都開不過來。”李翔說。
　　“我的工作有一半都是形式主義帶來的。”寧夏固原市隆德縣委機關公務員小李向記者吐槽，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收發各種文件、佈置會場，給領導寫講話稿。很多時候覺得自己工作沒有意義。比如自治區要發個文件，市上、縣上都要層層轉發，到下麵了就是說清一個事情、弄了一堆材料。
　　“現在都在反‘四風’，反對形式主義，但是到了基層，形式主義還要繼續反。”他說。
　　“被詛咒崗位”與“被眷顧崗位”
　　也有另外一些公務員，“累得跟狗一樣”的繁忙狀態，他們絕對無法想象。
　　一位南方某地級市煙草局公務員告訴本刊記者，自己的工作非常愜意，“剛入職半年，月均收入就有八九千元”，還經常“莫名其妙地就放幾天假”。
　　“在體制內‘混’了十多年，我們現在都是老油條了。”湖南某縣級工商局公務員張濤表示，自己所在部門上班真的很清閑，“每天九點多去，先看一下報紙，如果領導有事交代的話那就去辦一下，很快就搞定了。”
　　在採訪中，受訪公務員坦言，在“吃財政飯”的人當中，忙閑不均是現實情況。以前是“一壺茶，一包煙，聊八卦，侃大山，一張報紙就半天”；現在則是“上上網，聊聊天，玩游戲，看大片，讀微信，扯閑篇”。
　　在公務員們看來，這個龐大的群體中既有“錢少活多壓力大”的“上帝詛咒崗位”，也有成天無所事事、優哉游哉的“上帝眷顧崗位”。相比之下，非業務部門比業務部門輕鬆，二線比一線輕鬆，上級比下級輕鬆。
　　而現行的公務員工資構成，並不能體現對“忙”與“閑”的激勵與懲戒。這一點，從本刊記者拿到的幾張不同地區公務員工資單中就能看出。
　　小王，蘇州某政府部門科員，工作7年。職務工資380元，級別工資408元，職崗津貼245元，此外是地區工作補貼、綜合補貼、醫補、差旅費、煤貼、誤餐、通訊費、交通補貼等，實發2909元。
　　老吳，遼寧省凌源市委宣傳部科員，參加工作29年。職務工資380元、級別工資709元，此外是工作性津貼、生活性津貼、艱苦邊遠山區補貼、取暖費等，實發2701.4元。
　　小江，廣州市直某部門副主任科員。職務工資410元，級別工資488元，再加上地區工作補貼、工作性津貼、月平均年終獎金、生活性補貼、通訊補貼，實發5400元上下。
　　據瞭解，目前公務員工資主要由職務、職級工資和津補貼組成。職務工資根據不同行政級別劃定，職級工資由學歷、工作年限確定，這兩部分相對固定，全國標準統一，且自2006年以來7年未曾調整。津補貼部分較為靈活，可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地方財政水平確定。
　　相同職級不論忙閑或貢獻大小，“裸體工資”基本一致，工作量與工資不掛鉤，造成了“幹得好的人拿不到高工資，乾好乾壞一個樣，財政花大量的錢給所有人發平均工資。”
　　蘇州某局一位處長認為，公務員內部“忙的忙死、閑的閑死”對隊伍建設極為不利。“不同單位間、同一單位內都有這個問題。有些人比較能幹，就要乾兩個甚至三個人的活；有的人能力一般，就乾一個甚至半個人的活。最誇張的，個別部門甚至是‘一人幹活，其他人看著’。”
　　“問題是，多幹活的人也並不能得到更多機會，甚至得不到認同。一旦出現了工作差錯，還可能成為被責難的對象，陷入‘不乾不錯，多乾多錯’的畸形怪圈”。他說，“日子一長，多幹活的也逐漸開始混日子，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基層減負”與“加強監督”並行
　　在採訪中，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對“減負”的呼聲非常強烈。
　　一些鄉鎮、街道公務員說，他們的工作“責、權、利”極不對等。比如，工商登記前置的環境影響評估、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蓋章、無房無工作證明等技術難度很大的工作，都要他們去做；在網格化社會管理格局下，基層公務員身上擔負著多如牛毛的“第一責任人”，很多事做不了也做不好。他們呼籲各職能部門不要將責任全部壓到基層，讓他們痛感“工資對不起自己那份付出”。
　　大多數公務員都認為，簡政放權是必行之路，應儘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事務性工作，簡化各種手續、會議和文件。這樣既能紓解公務員的工作壓力，騰出手來做其他政府該做、該管的事情，也能給群眾、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提高整個社會的運轉效率。
　　一些公務員建議，在崗位設置上應該“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設崗”。相對忙碌的部門，人員配置應該加強；相對悠閑的部門，則應將人員分流出去，整合到需要人手的部門。
　　與此同時，加強監督也是懲治慵懶、激勵先進的有力手段。去年7月，廣州市紀委在市委禮堂大廳以活動公告板的形式，公開曝光了通過網絡監控抓取的市屬機關工作人員上班時間登錄與工作無關的網站看視頻、玩游戲、看股市等“庸懶散奢”行為。
　　監控結果顯示：在一周的工作時間內，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的一臺電腦玩“QQ超市”長達22.35小時，平均每天4.5小時；廣州市金融辦、城管委、科技和信息化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各有多臺電腦觀看網絡視頻10小時以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財政局、國資委、發改委看股票行情各6至9小時……不僅廣州，在武漢等地，紀委也曾查處類似“庸懶散奢”行為，給閑者、庸者曝曝光。
　　受訪專家表示，實際上，各行各業都有“閑崗”和“忙人”，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質疑更多的是一種期盼。全國政協委員高抒說，公務員是人民公僕，但少數部門的公務員“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甚至吃拿卡要、以權謀私，影響了公務員群體的形象。“現在，上有中央禁令，下有群眾監督，公務員群體應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與百姓互動溝通，以更好的服務贏得公眾的理解和信任。”(註：文中公務員均為化名)□
　　(參與採訪的本刊記者：蘇曉洲 葉前 範春生 白靖利 劉巍巍 艾福 梅張亮)
　　公務員“焦慮症”三大肇因
　　在《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中，一些公務員對目前的工作狀態存在不滿，缺乏職業認可感和成就感，部分人存在“混日子”、“得過且過”的心態。記者發現，多數公務員確實很累，但這種“累”並不僅僅源於繁重的工作，精神壓力是更重要原因。目前，焦慮情緒普遍存在於公務員群體中，“工作不好做、領導不認可、群眾不理解”是最突出的三大原因。
　　工作不好做。記者在南京市政務服務中心看到，來辦理各項手續的企業、個人絡繹不絕，這裡平均每天要辦結100多件事項。一位窗口服務人員坦言壓力大：“我們是窗口部門，有時候來辦事的人過於著急或者辦得不順利，都會向我們發泄不滿，有時還會投訴。我和同事都感覺，累倒是其次，就是壓力讓人有點焦慮。”
　　“上面的政策經常會與基層情況‘打架’，有時候解決村裡的一個矛盾，簡直要‘扒一層皮’。”基層公務員李莉表示，基層工作太難做，怎麼在工作中找到幸福感？
　　對於目前的工作狀態，公務員普遍表示“忙一點可以接受”，但同時認為“忙”應該更有價值。一些公務員告訴記者，很多工作其實並非“分內之事”。江蘇某地級市一位公務員舉例說：“去年要爭創全國文明城市，我們作為配套部門，要出各種文件，準備各種材料，占用大量精力和人力，完全沒有精力管其他事情。這種情況一年要來兩次，真讓人崩潰。”
　　江蘇某縣宣傳部一位公務員直言：“現在感覺忙得要死，但真正做了什麼呢？回頭一看，都是些事務性的瑣事。要說宣傳，很多時候都是被動應付，除非被抓了‘負面’，才會積極一點。但這種‘滅火’工作很少有成就感。”
　　領導不認可。“苦幹、實幹靠政績的，不如有靠山、背景搞關係的”，“有作為、魄力棱角的，不如平庸圓滑老好的”，“累死了誠實肯乾當牛做馬的，提拔了虛報浮誇指鹿為馬的”……公務員群體里流傳的此類段子可謂不少。
　　在現實中，工作的被動狀態令一些公務員心理狀態甚為焦灼。“領導一句話，你不想乾也得乾，不能幹也得乾，還得幹得漂亮，幹得讓領導滿意。”一名公務員表示，感覺自己工作唯一的評判標準就是“領導滿意”，至於“個人價值實現”很多時候可以忽略不計。
　　一些公務員透露，有時加班加點並不是完全因為工作量大，而更多取決於領導好惡。“局長辦公室的燈亮著，處長的燈就不能關，科長、科員就得乾靠著”。
　　複雜的人事關係，更加重了公務員的焦慮情緒。對很多公務員而言，除了上班、寫報告、下班的無限循環，身邊交際圈子只有同事。但處於同一個競爭環境中，與同事相處也不容易，一些公務員表示“內心很孤獨”。
　　群眾不理解。在記者的採訪中，認為百姓對自己存在“認知誤區”的公務員非常多。遼寧西部某縣一位女公務員說，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理解公務員，認為公務員拿著工資不幹活，還整天揮霍腐敗。其原因就是某些職權部門的個別公務員“吃拿卡要”，導致公務員隊伍在老百姓心中的整體形象遭到嚴重破壞。
　　“好像我們整天就是閑著拿錢一樣，主要是因為公務員的形象已經徹底被醜化。”徐州市地稅局一位公務員有些無奈，“甚至有些親戚都這麼想，覺得你是公務員，肯定各種條件都好，有各種便利、各種好處。真心希望中央的‘八項規定’和反‘四風’一直搞下去，把害群之馬清理掉，讓一切都透明起來，讓老百姓真正知道公務員不過是一些在政府里工作的普通人。”(註：文中公務員均為化名)□
　　“第一國考”緣何降溫
　　2014年地方公務員考試正陸續在全國各地進行。與往年相比，今年各地考試報名火爆情況大不如前。根據公開資料統計，已發佈招錄公告的23個省份中，其中16個報名人數出現下降，15個出現招錄、報名人數“雙降”局面。
　　3月23日，遼寧省公務員局公佈，2014年遼寧省各級機關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單位考試實招6622人，報名繳費16.4萬餘人，比去年減少1.8萬餘人。
　　遼寧的情況只是公務員考試降溫的一個縮影。2014年上半年，北京公務員招考共1465個職位，招錄3452人，較去年職位數減少415個，招錄人數減少221人。最終5萬餘人參加考試，減少近兩萬人。上海計劃考試錄用4476人，比去年少229人，報名人數也減少約9000人。廣東省計劃考試錄用1萬多名，比去年減少2928人；報名人數25萬多人，比去年減少1萬多人。
　　大學生是“第一國考”的生力軍，今年高校畢業生727萬人，創下歷史新高。在大學生就業人數增多和難度加大的情況下，“第一國考”卻出現降溫。這釋放出許多信號，也折射出諸多變化。
　　遼寧省委黨校教授周維強表示，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和行政管理運行的愈加透明，公務員工作越來越偏重於“服務”，而不是“權力”。“考碗族”更加趨於理性，公考熱必然出現降溫。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公務員是公共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和執行者，這一群體的工作能力和績效水平體現著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期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關鍵時期，基層公務員的工作強度和工作難度正在不斷增強。此時，新一輪的公務員分類改革，應通過薪資、選拔、社保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公務員群體的福利待遇保持一定的競爭力，吸引足夠多的優秀人才進入公務員隊伍。□(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範春生)
　　大數據解讀真實基層公務員
　　六成公務員扎根基層，他們是最接近群眾的公權力行使者，深刻影響著中國基層治理的現狀和未來
　　文/胡穎廉葉嵐
　　基層公務員是一個相對概念，對縣級單位而言是指依法納入國家行政編製且由財政經費供養的鄉鎮公職人員，對地廳級以上單位而言則包括縣級和鄉鎮公職人員，其中後者更被理論界和實務界所接受。
　　如果說基層政府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那麼基層公務員就是一個個細胞。他們扎根基層，是最接近群眾的公權力行使者，深刻影響著中國基層治理的現狀和未來。
　　僅僅“看起來很龐大”
　　一種較為普遍的說法是中國“官民比”高達1:26，即每26個納稅人供養1名公務員。事實上，上述說法將國有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機關工勤人員以及離退休幹部都納入公務員範疇，擴大了統計範圍。
　　嚴格意義上說，截至2012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為708.9萬人，同時期中國大陸總人口135404萬人，因此真正的“官民比”為1:191。同期，這一比例在英國為1:118，印度為1:109.5，俄羅斯為1:84.1，新加坡為1:71.4。
　　具體到基層，新一輪鄉鎮機構改革強調精兵簡政、嚴控編製，目前基層公務員約占公務員總數的60%。鄉鎮和街道辦一般會內設黨政綜合辦、經發辦、城建辦、社會辦、綜治辦等工作部門，以及人大、婦聯、團委等黨群機構，加上派出所、工商所等“條管部門”，公務員編製在100名左右。
　　與全國鄉鎮平均管轄人口1.5萬相比，基層政府的規模並不如人們想象的那麼大，“一崗多職”和“一員多能”的現象較為普遍。由於行政編製由省編辦統一管理，地方就不得不根據自身財力聘用事業編製人員和合同制人員，即所謂的“地方軍”。
　　九成公務員是科級以下幹部
　　理想狀態下，一名基層公務員從普通辦事員晉升到副科級幹部，需要8年；從副科晉升正科需要3年；從正科晉升到副處需要7年；從副處晉升到正處，同樣需要7年。
　　據此推算，某22歲大學畢業生考取公務員，47歲晉升正處級領導職務，在正處崗位乾10年轉為非領導職務後退休。除極個別人可能成為副廳級幹部外，上述路徑是基層公務員可以期望的最佳政治生涯。然而在現實中，大部分基層公務員是在辦事員和科員兩個級別上走完全部仕途的，約九成公務員是科級以下幹部。
　　有研究表明，從科員到縣處級幹部的升遷比例僅為4.4%，從縣處級升遷為廳局級的比例更是低至1%。目前全國約有省部級現職官員3000人，估算公務員隊伍中能晉升到省部級的比例僅為萬分之四。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在“金字塔”的底層燃燒著青春與激情，有的人工作幾十年還是副科長，自嘲患上了“副科病”。
　　“忙並焦慮著”的工作狀態
　　公務員是國家治理的具體實施者，但並非所有公務員都掌握實際權力。我國的公務員法將公務員分為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兩類，真正擁有項目審批權、人事權、財政權和資源分配權的只是公務員隊伍中的少數領導。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和其他職業群體一樣，從事著日常事務性工作。
　　尤其在經濟社會發達地區，市場主體數量較多，民眾對於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需求也日益多樣化，基層公務員撰文、開會、檢查、調研、走訪占據了大部分工作時間。社會穩定、安全生產、計劃生育、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一票否決”工作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直接影響著他們的仕途乃至生計。不少人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從過分安逸到疲於奔命的急轉彎，帶來群體性焦慮。
　　“心態建設”：湖南給法官減負
　　要建立能高效服務於社會的公共服務體系，公務員“心態建設”與建立責權利相統一的公務員薪酬與考核體系必須統籌兼顧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蘇曉洲
　　“‘心態建設’竟讓我減肥成功了”，這是湖南長沙市天心區法院民一庭法官童廣峰見到《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的第一句話。由於參加法院組織的文體活動，在較短時間內，童廣峰改變了以往的不良生活方式，體重從186斤降到152斤。
　　這隻是天心區法院“心態建設”的一個“副產品”。本刊記者瞭解到，一年多來，天心區法院圍繞著“心靈治安綜合治理”主題，推進“心態建設”，倡導法官低調生活，培養平恕、超然的良好心境，在物質與精神上雙重“減負”。如今，法官們已初步具備了積極、樂觀、健康的心態，呈現出進取、誠信、和諧的工作狀態。
　　理想信念並不虛
　　天心區是長沙核心城區，天心區法院身處各種利益糾葛中心，面對的考驗很多。該法院院長馬賢興說，在新的形勢下，部分法官心態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牢騷滿腹、有失落感，對新政策明一套暗一套；另一方面對當事人變得沉默和冷淡，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工作消極倦怠。
　　“有的青年法官更容易與大老闆比，與大律師比，萌生了辭職念頭。這樣的心態，影響轉變工作作風的效果，嚴重的會產生負面作用”。馬賢興說，實際上，理想和信念並不虛，公務員更需要“心態建設”。
　　天心區法院的“心態建設”從提煉“主題詞”的大討論開始。法院打出“反對狂獲取、反對高消費、反對超享受”，“以在家裡吃、在食堂吃為常態，在餐館吃為例外；以吃蘿蔔白菜為榮，拒吃魚翅珍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君子求富，富而有仁，富而行善”等基本口號，提倡法官崇尚節儉，以平實養人、以清廉養氣。
　　法院還創設了“心態建設工作室”，具有法律知識背景的心理咨詢師魏立宇，採取談心、走訪等方式接待幹警135人次，幫助幹警解決諸如失戀抑鬱、考試落榜、合同制工作人員工作繁重、子女上學壓力大等實際問題，幫助幹警們調整心態，直面生活，積極工作。
　　另一方面，通過開展文體活動、塑造積極向上的法院文化，也豐富著幹警的業餘生活。
　　把“心態建設”引入訴訟領域
　　“心態建設”也延伸到了訴訟領域。比如，法院開展防治虛假訴訟專項活動後，陸續撤銷了一批支付令。一位申請人劉某對此很不理解，數次打電話質問、謾罵立案庭法官，並上門鬧訪。
　　主管立案信訪工作的副院長洪炎耐心地接待了當事人，從拉家常開始，從法律、政策、社會效應等角度，解釋了為什麼撤銷其支付令，並告訴他可以另行起訴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劉某聽後表示理解。
　　“放平自己的心態，不急不惱，換位思考，認真做好釋疑工作，很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洪炎說。
　　最近，民一庭法官方文辦理了一批涉案人數70餘人的勞動爭議案件，原、被告雙方矛盾尖銳，情緒敵對，被告態度強硬，拒絕調解。同時，勞動者又分別向天心區黨委、政府、人大、政協，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單位遞交了報告，聯名要求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否則將集體上訪。
　　在這種情況下，方文與被告業主及其律師聯繫，詳盡瞭解案件的基本情況，為業主與勞動者代表的協商牽線搭橋。並儘快安排開庭，縮短結案周期。
　　經過二十多次做單方與雙方的工作，方文最終促成了雙方的調解。領到款項後，勞方代表說，“還以為打了一審要打二審，沒想到這麼快就領到了錢，這下可以安心做其他事了。”
　　以“心態建設”輔助反“四風”
　　“心態建設”開展以來，法院的審執績效有了明顯提高。據統計，天心區法院2013年受理案件7418件，其中審執結案件5978件，結案率80.6%，審限內結案率94.8%，1517件調解撤訴結案，調撤率44.2%。
　　該院政工室主任馬鐵夫介紹，開展“心態建設”以來，全院幹警無一受紀律處分，沒有一名法官辭職做律師，法官隊伍穩定。
　　“用‘心態建設’輔助反‘四風’，法官對內堅定理想信念，涵養陽光心態；對外做到講社會責任、講社會效益”。馬賢興說，“同時，還要註重宣傳教育、示範引領、實踐養成相統一，註重制度約束、政策保障、精神激勵相銜接。未來要建立能高效服務於社會的公共服務體系，公務員‘心態建設’與建立責權利相統一的公務員薪酬與考核體系必須統籌兼顧”。□
    新加坡：公務員意味著穩定的職業
　　新加坡的公務員在錶面上與從事其他行業工作的人看不出明顯區別。經常打交道的一些公務員，級別從高到低都有，大多各守本分，沉穩得甚至有點兒獃板。如果提出什麼問題，他們會按部就班地謹慎處理，效率未必驚人，但足夠踏實幹練。公務員的工作也是朝九晚六，按部就班。過了晚上六點，一般辦公室不容易找到人。當然，平時的工作也兢兢業業完成，鮮見混事的人。
　　公務員的工作雖然比較穩定，但收入並不超過市場水平，紀律和財務約束又極嚴，必須每年提交財務申報表格，簽字聲明自己沒有財務困難，因為新加坡認為這樣的人比較容易出問題。填報假資料可以作為刑事罪名被起訴。一些公務員涉嫌犯罪，一般先交由司法審判，再經過部門的紀律聆訊。即便是高級公務員，也沒有分房、配車或其他的一些工資外補貼。他們的孩子上學也要排隊甚或抽簽，與所有其他人按照一樣的標準選擇學校入學。這就是公務員薪資的另一原則：貨幣化，也叫“裸薪”。
　　公務員並非最有“錢途”乃至前途的職業。最優秀的人才學醫、法律或金融，進入商界殺條血路出來，倘若成功，“錢”途光明。進入公務員隊伍也意味著一份穩定的職業，不過要說收入，比起當醫生、律師或銀行家，可就差多了。當然，即便在新加坡，穩定也是一個優點。就工作狀態而言，他們的收入相對穩定，一般比較有保障，職業上的上升通道一般也足以保證溫飽。
　　公務員隊伍也是開放的，許多高級別崗位也開放給在私營機構任職的人選。公務員招聘不偏好應屆畢業生，許多崗位要求工作經驗。中途停下一年，出國留學，可以。到私人機構任職，過一段再回來應聘，也可以。但這並不妨礙新加坡奉行精英治國的理念。為吸引精英人才，政府每年頒發數以百計的政府獎學金給優秀的學生，資助他們出國深造，但限定完成學業後必須服務一定年限。受雇於政府的精英受人尊敬，到私人企業就職的出路也不錯。
　　公務員並不是人人垂涎的工作種類。熟識的人里，也有先後離開公務員體系，去了並不納入公務員編製的法定機構或是企業，或者是去了深造然後又回來，再度加入公務員體系。不過，一名曾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的當地人說起自己作為外交官的工作經歷，顯然仍是充滿自豪。如今此人已離開公務員體系，加入企業。類似的也有自己創業的，算是“下海”了。
　　(文/《瞭望》新聞周刊駐新加坡記者陳濟朋)
　　日本：名牌大學生也熱衷於考公務員
　　在日本，行政機構對國民來說屬於服務型機構，雖然在各個方面擁有很大權力，但這種權力大多都在陽光下運行，透明而公開，受到國民的監督，公務員沒有什麼特權可享。一切都按章辦事，符合條件立即辦理，不符合條件，即使說情送禮也沒用。公務員不敢吃請，更不能索賄，一旦貪了小便宜，被清除出公務員隊伍就得不償失了。
　　日本各級政府的預算都是透明的，公費私用極為困難。記者曾經參觀過多處日本地方市政府的辦公樓，都可以用寒酸簡陋來形容，公務員擠在陳舊狹小的辦公室內一起辦公，即使是副局級官員，也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要和其他公務員一起辦公。辦公桌子上高高地堆著文件，工作人員幾乎肩膀挨著肩膀，空間極為狹小。
　　記者的朋友小許介紹，她的日本同事認為，公務員廣義上包括國家公務員、地方公務員以及警察和消防隊員、公立學校老師等。一般所說的公務員，工作上基本是按照論資排輩，雖然有的部門工作也非常繁重，但是比較起來覺得還是屬於能夠確保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會像公司那樣老加班。
　　公務員休假也按照國家的法律規定，節假日都能休假，根據工作年限每年還有不等的年假。從社會地位上來說，公務員還是比較高的，因為人們往往認為公務員是可以信任的，找對象時也是一個比較有利的因素，自然，從銀行貸款也比較容易。公務員收入比起一般的民間企業職員還是高一些，津貼也比較優厚，和公司職員一樣，夏季和冬季能夠有兩次紅包，所以感覺應該與大企業差不多。從收入看，公務員待遇在日本屬於中上等。由於公務員非常穩定，不犯大錯就沒有失業的危險、很少加班，此外，除工資外，退休時還有一次性支付的數額不菲的紅包，退休後也有退休金，工傷能夠受到補償，工作上的支出可以報銷等，所以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是特別受歡迎的職業。據記者的朋友今村敏子介紹，由於近些年日本經濟不景氣，東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畢業生也熱衷於考公務員了。
　　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由於經濟增長無望，稅收減少，很多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危機狀態，削減人員導致勞動加強，免費加班常態化，工資難以增長，正規公務員被用非正規雇佣代替等，也導致公務員出現了不滿的聲音。
　　(文/《瞭望》新聞周刊駐東京記者藍建中)
（編輯：SN094）